江阴市国土局   陈罡

汉代有个叫韩延寿的郡太守，有一次巡查高陵县，遇到兄弟俩争夺田产的案子。韩延寿大为悲哀，说：“到今天还有骨肉之间，为了争夺田产而打官司，有损风俗礼教，这是我的耻辱，我应当为此负责，闭门思过。”于是立刻回到住处，称病不起，深刻反省。

今天我们会觉得很可笑，并会送他一个很贴切的现代词——“作秀”。可是，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，构成我们这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基础，是我们谈论法治理念绕不开的问题。

传统文化耻于言利。然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，不提它或者回避它，并不是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好方法。不能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还是小事，长久以来，还造成了更大的问题——当多数人不把权利当成正常诉求时，是少数人攫取不正常利益的最好机会。

传统文化耻于诉讼。诉讼的目的是争取权利，既然争利是可耻的，那么提起诉讼的人自然也是卑贱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有一种“屈死不告状”的悲怆心理。其实，诉讼只是一种形式，权利的分配才是本质，不顾权利分配是否公正，而关注外在形式，实在是舍本而求末，愚不可及。

每一个公正的判决，都将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；而每一个错误，都可能摧毁来之不易的公众信任。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形成了我们的传统，塑造了我们的文化；立法、行政、司法机关以公平正义身体力行，也必能改变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，培育法治的土壤。

传统文化耻于言利，那立法者就把人民的权利清晰、明确、细致地写在法律上；执法者依法行政，慎用权力，绝不逾越权力界限半步。公正的权利安排和社会运行，将直接减少矛盾发生。传统文化耻于诉讼，可还是大量争议诉至法院，人们愿意走进法院，就是因为相信法院能公正审理。现代法院如果仍像以前一样罔顾公正，那么老百姓也只能像以前一样，通过上访寻找他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。执着于上访的群众固然可悲，可是社会，也丧失了正常救济、自我纠正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法律意识源于传统文化，也随着当代实践而改变。只希望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，以法律为信仰，为法治而奉献，让周围的人感受到公平正义，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。

编者注：本文是今年无锡市“法律在我心中”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活动优秀征文。